巴东：海棠花开余家寨 “农旅融合”助振兴
他从修身、用人的标准出发，提出了九德，目的就是为了安民，强调在礼制的规范下，帝王能够慎厥身，修思永，以身作则，自上而下以宽厚仁慈的道德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最终达到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说：慎到、田骈一派是把道家的理论向法理一方面发展了。《性自命出》是集中探讨心性问题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施行礼乐教化，其中包含了赏刑：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
接着以孔子正宗嫡系而立且成为中坚的是子游、子思一派。这大概是因为在孔子时代法尚未完全从刑中分化独立出来。 【注释】［１］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２］姜广辉郭店一号墓墓主是谁［Ｎ］人民政协报，1998—12—26(3)［３］范毓周荆门郭店楚简墓主当为环渊说［Ｎ］人民政协报，1998—12—26(3)［４］高正论屈原与郭店楚墓竹书的关系［Ｎ］光明日报，1999—07—02(7)［５］戚永专家话楚简：(上)［Ｎ］光明日报2000—02—04(1)［６］李裕民郭店楚墓的年代与墓主新探［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７］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郭店儒简 儒法融通 。因此当政者要统治民众，必须自己行善以先民，敬慎以导民。第二，劝赏与刑杀儒简《尊德义》云：赏与刑，祸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
刑罚的施行，是人君德行失坠的结果，是不应该提倡的。他们都是把刑理解为广义的法]。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告子上》）在道义和生命不同兼顾的情况下，就选择道义而舍弃生命。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对于这样的能够解民于倒悬的王者之师，孟子则加以赞扬，因为他们是为民而战的正义之师，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因为他们是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老百姓自然会箪食壶浆以迎（《孟子·滕文下》）。杨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墨家是极端的集体主义，而孟子把握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精义，在这两种极端倾向中强调走中道。
即使他们有的人还暂时没有机会入仕，也会通过不同途径邀名于诸侯，以等待发迹的那一天。治国平天下主要靠得道。
纵横家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汉书·艺文志》说：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和为天地分职、万物发育的条件，且被作为世界的普遍秩序。
[19]无是，馁也，没有这样的义与道，人自身的正气必然培养不起来，就不会有浩然之气充塞天地，沟通古今。这说明，孟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不义的战争。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是就人人具有内在善性而言，不是就人人都能获得与实现道德而言，不是肯定人人在事实上一定能够成为尧舜。[9]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三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一个相当顽固的看法：儒学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历史上有许多儒者以理想批判现实、以道德批判政治、以教化改造社会，形成了可贵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去挖掘、开发、传承、发扬。
一为私意所蔽，则欿然而馁，知其小也。孟子的理论尽管在当时四处碰壁，但两千年以降，王道与霸道之分，一直为后代一些儒家学者和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所坚持、所接受，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儒教文化圈，以至于当年的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也要打着建立王道乐土的旗号。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3] 《孟子发题》，见《宋元学案》卷四十。而异性之卿君有过则，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离娄上》）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安定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在秦汉以后为封建统治者所抛弃，到了明代，封建专制进一步发展，朱元璋甚至要把亚圣孟子赶出孔庙，原因就是孟子说过暴君放伐、民贵君轻的话。
（《孟子·离娄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真正关心的是治国之大道。如公元前331年，秦国进攻魏国，斩首八万。
[24] 韩愈云：夫杨墨行，正道废。他引《尚书》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为连横派的主要代表。《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
孟子对人人能够实现乃在善性并未做普遍的肯定，他还认为受过教育的士与没有受过教育的民在道德的实现上有所不同，所以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一为私意所蔽则然而馁。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25] 王阳明：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
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17]朱熹从人性本善的思想出发，以为这浩然之气是生来就有的。
三、孟子批判精神的现代价值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对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响是巨大的。它与学术传承、经世实践、治民方略是相互配合的。
[22]文天祥还曾以诗的形式和语言充分地歌颂这种浩然之气，这就是流传甚广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孟子论心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孟子·滕文公下》）他慷慨激昂地参与争鸣，批判各家，发扬孔学，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当时楚国的衰败和屈原的悲剧，就是由这样的一些人引发的。
[16]《四书集注·公孙丑章句上》。[14]《嵇文甫文集》上，第18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对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有所剔除，而是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滕文公下》）不论孟子在理论上对杨墨的批判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有道理，但我们由此不难看到的一个事实是，杨朱、墨翟对儒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迫使孟子捍卫儒学的纯洁性，批判杨、墨。
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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